高盛在華高層管理中，一向由國內外資深的證券界人士擔任，比如董事長方風雷、首席執(zhí)行官蔡金勇、管理委員會成員宋冰、首席財務官孟秋、合規(guī)總監(jiān)李臣及公司董事會秘書章靖等等。

蔡金勇作為最后一枚碩果僅存的中國面孔也離開高盛，也許標志著高盛又一次反其道行之的轉折之路

近日，一條特殊的任命消息在金融界引起了不小的連鎖反應和震蕩——世界銀行發(fā)布聲明，任命高盛集團高管蔡金勇為世行下屬公司國際金融公司(簡稱IFC)的CEO，并將自10月1日起接替Lars Thunell正式走馬上任。此前，蔡金勇曾擔任過高盛集團的董事總經理及高盛高華證券的CEO。

與此同時，高盛集團任命維斯特曼(Matthew Westerman)接替蔡金勇出任中國區(qū)投資銀行業(yè)務負責人。消息一出，更是讓人吃驚。有業(yè)內人士稱，在當前各大投資銀行加大血本開拓中國市場的大環(huán)境下，中國面孔、中國文化甚至中國“關系”都已經融入各大投資銀行在華發(fā)展的大動脈時，姑且不論維斯特曼在華投資銀行業(yè)務的發(fā)展能力，與在中國出生并成長對中國業(yè)務更熟悉的蔡金勇相比，市場原本是期待另一個華人面孔，現(xiàn)在看來，完全落空。

高盛在華高層管理中，一向由國內外資深的證券界人士擔任，比如董事長方風雷、首席執(zhí)行官蔡金勇、管理委員會成員宋冰、首席財務官孟秋、合規(guī)總監(jiān)李臣及公司董事會秘書章靖等等。高盛在中國的發(fā)展之路中，此前一直以一個陣容龐大的中國團隊引以為傲。

西方高管空降，蔡金勇作為最后一枚碩果僅存的中國面孔也離開高盛，也許標志著高盛又一次反其道行之的轉折之路，然而依然無法忘卻，它曾經輝煌一時的那個華人傳奇團隊。

“帶頭大哥”方風雷

不能不提的是，曾經擔任高盛高華董事長的“頭號人物”方風雷。在西方同行眼中，方風雷就是一個典型的“造雨人”(Rainmaker)，也是中國投資界從來都繞不過的一個人物，可以說是江湖上傳說的“帶頭大哥”。然而一向低調示人高調做事的方風雷總是習慣聲稱自己“只是被時代推動的一個小人物”。

1982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中文系的方風雷此前可謂是典型的文學青年。但他畢業(yè)分配到了外經貿部，便有了1983年作為“欽差大臣”隨工作組去河南外經貿系統(tǒng)調查的機會。于是結識了那時在河南駐港機構工作的胡葆森。有意思的是當時胡葆森是方風雷的被調查對象，一年后經調查并無問題，他們也就成了朋友。因受領導賞識，方風雷就此留在了河南。

1984年底，32歲的文學青年方風雷被調至河南省經貿廳，當過河南省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總經理，之后受命整合河南省外貿總公司——當時外貿改革的試點之一。他還是外貿體制改革小組成員，參與了中國第一個期貨交易所鄭州商品交易所的方案設計和早期籌備。

在組建中原國貿的過程中，胡葆森從香港調回來當方風雷的助手，兩人分別任總經理、副總經理，“我們倆算創(chuàng)始人，朝夕相處了8年，歷歷在目的8年。”胡葆森說。1985年中原國貿成立后，很快在河南名聲大振。它有進口、出口、投資業(yè)務，還有跟蘇聯(lián)、東歐的易貨貿易，做得風生水起，引起其他外貿公司的不小嫉妒。

1991年，胡葆森和方風雷先后離開了河南，胡葆森下海去做地產，方風雷先去美國讀書，不久后回國。然而圈內人士印象深刻的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中國金融大事記上，載入了至少兩個與方風雷有關的日子：1995年6月25日，中金正式掛牌營業(yè);1997年10月22、23日，中國電信(香港)——即后來的中國移動在紐約和香港上市，融資42.2億美元。

“老方在中金有兩大貢獻，第一個是籌備成立，另一個中金起步實際上是他弄起來的，一開始大家都是瞎撞，沒有什么項目，通過中國移動上市這一件事，公司就立起來了，找到路子了。”一直追隨方風雷的投行人士查向陽說。隨后，中金成就斐然，幾乎壟斷了電信、能源、保險等海外IPO項目。

“做金融和做官員一樣的，就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你做100件事，99件對了，如果有一件錯了，就可以把99件事毀了，歷史記住的實際上就是最后的這件事。”方風雷并不否認中金所為已被記入歷史，但仍低調地說。

“老方有很強烈的歷史文化情懷，在這一點上，他不是典型的商人，能把資源聯(lián)結得非常巧妙，做得天衣無縫，而且政治上得分，商業(yè)上也獲利，大家都信服他。”高華的干將章星說。